人工智能（AI）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从产业链重组到知识生产，从劳动方式变化到国际竞争，AI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成为一个关乎未来社会结构的问题。 当大公司掌握最先进的AI技术时，会对那些没有技术的小国产生新的殖民吗？非洲民众所产生的数据和欧美国家所产生的数据，在AI面前是平等的吗？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之际，围绕“谁的智能”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追问：人工智能究竟为谁服务？它是在创造更加普惠的未来，还是在以新的技术形式复制甚至加剧既有的不平等？ 本期对话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与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李汉松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讨论AI背后的全球劳动分工、数据权力与知识正义问题。而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人带回来”。 李汉松老师（左）与殷之光老师（右）在现场对谈 殷之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时代主题，是“大变局与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和世界”。这个主题其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不平等结构的问题。既然存在不平等结构，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两面：一方面是处于优势位置、掌握更多资源和话语权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一结构中受到限制和影响的群体。 第二个层面，则是“新时代”本身所意味的物质条件变化。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 所以，我想请你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关注AI？你对人工智能的核心关注点主要在哪里？ 李汉松：AI是这个时代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所关注的本质上都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今天，人工智能无疑代表着这一时代最先进生产力。当然，我们既要规避用一种线性的思维去理解科技发展，仿佛技术只有唯一的发展路径；也要警惕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把AI想像成能够自动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工具。 但无论如何，先进生产力始终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改变生产方式，更会重塑社会关系，而新的社会关系又会深刻影响共同意识的形成，为整个社会提供新的运行框架。 AI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 第一个层面，是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劳动分工的重组。 为什么有些国家和企业掌握着大语言模型训练、算力平台和核心算法，而另一些国家却主要承担数据标注、信息处理，甚至只是提供矿产、能源等原材料？这种分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殷之光：甚至在数字时代，还出现了大量新的数字劳工，他们负责数据标注、数据编码等基础工作。 李汉松：正是如此。因此，我们就需要追问：所谓人工智能的乌托邦，在今天是否依然建立在全球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它究竟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还是只是以新的技术形式再生产既有的不平等？ 殷之光：所以在你看来，像Palantir这样的大型数据公司，他们构想的未来，与我们所熟悉的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有什么差异？他们是否真正实现了平等？还是在实现一种叫做不平等的再生产？ 李汉松：没错，如果AI真是在给我们赋能，它的赋能是普遍且平等的吗？还是以一种加速、放大不平等的方式赋能呢？ 殷之光：这其实就是“不平衡但相互联系”（combined but uneven）的发展逻辑。 李汉松：所以，未来的AI乌托邦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同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首席工程师和CEO其实有着不同的设想。其中一部分看似“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的愿景，本质上仍然是以技术精英为中心：他们身边环绕着大量具身机器人，而机器人之外，才是普通人。 殷之光：或者说，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他们自己为本”。 李汉松：对，他们设想的是一个由技术精英主导的社会。机器人承担绝大多数劳动，那么普通人又将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是我在新德里、达卡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考察时一直思考的问题。那些国家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但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其中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可能永远不会经历东北亚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所经历的那种完整工业化路径，也很难直接进入被大型科技企业垄断的高端科技产业。 殷之光：因为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只有尖端产业，整个社会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 李汉松：正是如此。所以，这样的未来愿景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结构性的不平等。 在“以少数人为本”之外，第二种构想是人机结合（Human-Machine Integration）。广义上讲，未来一个工厂可能只需要三位工程师，其余全部由机器人完成生产；狭义上讲，AI甚至可能像眼镜、助听器一样，成为人体能力的延伸。未来，我们或许随身携带一个“副脑”，通过AI随时调用知识、信息和记忆。像马斯克设想的脑机接口，是把芯片植入大脑；另一种可能，则是不植入，而是在体外始终连接一个AI系统。 例如，未来讲课时，我可能随时调用副脑中的资料，而不必依赖自己的生物记忆。但问题在于，人机结合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问题。它当然能够提升个人生产力，却同样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社会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围绕AI形成的新型劳动组织方式，也可能催生新的异化关系。换句话说，人与机器如何结合，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 殷之光：这一点我还想再追问一下。你刚才提到，人机结合能够提升生产力。它多大程度上与你从事的具体生产相关？ 比如，对于脑力劳动者而言，通过脑机接口或AI辅助处理信息，工作效率确实可能大幅提高。但如果是农业生产呢？当然，也可以借助外骨骼等技术提升劳动能力，不过外骨骼的工具属性非常明确，它只是强化了人的体能；相比之下，脑机结合改变的则是人的认知能力，它与人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工具，而更像是能力本身的延伸。因此，AI提升生产效率，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脑机接口体验者尝试穿戴“脑机接口上肢主动健康系统”，用意念控制手部动作 深圳市卫健委 李汉松：我认为，AI提升的首先是效率，而未必是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至少在目前，它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高度不均衡的。例如，在发达国家，受到AI冲击最明显的是服务业，影响面可能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像律师助理、会计、金融分析师等岗位，都已经明显受到影响，程序员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未来仍然需要人去管理机器人、驾驭机器人。但也许有一天，机器人连管理机器人都能够完成。越是向脑机结合、智能代理的发展方向演进，人类劳动被替代的暴露程度就越高，不确定性也越大。 相较之下，农业、小手工业以及大量非正式经济，与AI之间的关系则复杂得多。AI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赋能这些产业，又会在多大程度上使它们变得更加脆弱，目前都还没有明确答案。 例如，印度已经被认为是AI大国，但当我真正走进印度，看到如此庞大的非正式经济之后，我很难判断AI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普通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很多人或许根本没有接触到AI产业链。 当然，在非洲也有不少积极的尝试，例如利用AI进行天气监测、远程医疗，为当地农民提供农业服务。这代表着另一种AI发展的可能。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