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关不羽<br>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br>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曾提出“在21世纪前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对此，我国的国内舆论一片质疑甚至是嘲笑。近年来，因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舆论更是“日本跌出一流科技国家”的甚嚣尘上。<br>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br> 2025年10月，诺贝尔奖名单公布，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和北川进分别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至此，日本已经获得了31个诺贝尔奖，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达到了27项。对照“50年30奖”的任务表，时间过半、进度过半，超额完成目标。<br> 坂口志文（图左）、北川进（图右）<br> 2015年至今，更是捧回了7座诺奖奖杯，日本科学家依然是获奖颁奖典礼的常客。尽管诺奖不是衡量一国科技实力的唯一指标，但是以日本科技界人才辈出、成绩斐然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跌出一流科技国家”吧？<br> 日本科研很“接地气”<br>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战后日本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过，研究借鉴不能以己度人、削足适履，用想当然的“先进科研观念”强作解人。<br> 比如说，所谓日本“更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国大众对“基础科学”的误解和执念由来已久。在很多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五十年内用不上”“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利润”的“纯科学”才高大上。<br> 其实，这样的“纯科学”在整个科研领域并非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工具，有现实应用的“问题导向”才是科研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且，科研事业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不可能不计投入产出比。<br> 每年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大量高端人才投入，就是为了“追求真理”的形而上“辩经”，显然是荒唐的。少数科学偶像不计得失、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值得敬佩，但是个体的牺牲精神，不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乌托邦想象。<br> 实际上，日本在全球主要科技强国中恰恰是最为务实的，贡献了大量应用科技，这也反映在诺奖名单中。今年两位诺奖得主中，坂口志文的免疫系统T细胞研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毋庸置疑。北川进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为座右铭，但是他研究的“分子海绵”属于新材料学科，也绝非“无用”。只不过北川进的研究在当时属于比较冷门小众的方向，但也绝非奔着纯理论、纯科学去的。<br> 日本2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中，符合国人想象的“纯理论”“纯科学”的寥寥无几。即便在“玄学”扎堆的物理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也贡献了很“接地气”的应用向成果。2014年两位日本科学家因发明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获奖，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就是蓝光LED，如今家家户户都在用。此外日本诺奖还贡献了蛔虫病新疗法、干细胞研究、锂电池等增进人类福祉、实用性很强的优秀科研成果。<br> 日本不是“全民修仙”的老欧洲，“知识的创造、应用和对社会福祉改善”才是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所强调的重点。<br> 行政部门不做“婆婆”<br> 日本成功的科研事业，并不是几个科学扫地僧躲在大学实验室搞“基础研究”闭门造车，而是产学一体、政商学合作的协同之功。<br> 日本政府重视科研，的确是事实。文部科学省是日本科研事业的核心行政机关，备受关注。文部科学省主导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是日本政府科研政策的战略性文件，受到学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但“重视”不等于主导，更不等于包办。<br> 日本科研投入的主力一直是企业，而非政府。与美国科研更商业化的“刻板印象”不同，日本企业和科研事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日本企业在科研总投入的占比始终高于美国，近年已接近80%，高于美国8%左右，在全球科研强国中都处于“领跑”位。<br> 实际上，日本大部分科研项目都是由企业发起、投资的。尤其是“财阀”级的大型企业，三菱、日立、松下、索尼、丰田和本田等均是全球百强研发投入企业。这些大企业和下属子企业的科研机构，本身就有很强的科研产出能力。多项诺奖就是来自这些民营科研机构，和民营科研机构与国立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br> 而且，这些“底盘”极稳的大型企业，尤为擅长精细化管理和长期运营，是动辄十年、二十年的基础性研究的主要赞助者。<br> 文部科学省在制定科研事业的宏观战略时，不是官僚们拍脑袋、迎合上意的一时兴起，而是积极听取企业界、学界的意见，共同决策。<br> 文部科学省组织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是日本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门，由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亲自参与决策，日本顶尖大学、科研院所和部分大财团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会议的要角。<br> 在日常管理中，文部科学省的“微操”主要是跟踪管理政府资助科研项目，除此以外很少插手日常科研活动，也很少干预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运营。并不是包办一切、管头管脚的“婆婆”。因此还发生过“乌龙事件”。<br> 2002年岛津制作所的研发工程师田中耕一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文部科学省官员事前毫无所知，还是后知后觉地从互联网上得到的消息。甚至田中耕一和他的研究项目在文部科学省的数据库中“查无此人”，因此成了日本媒体的笑谈。<br> 其实，这并不是文部科学省失职。田中耕一并非一流名校毕业，从事的分析检测行业属于小众行业，他的科研项目也没有申请政府补贴。所在的岛津制作所虽是百年名企，但论规模也只是二流。因此，田中耕一和他的科研项目不在文部科学省的重点清单内，也是很正常的。一家二流企业、没有顶级履历的一线科研人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恰恰证明了日本的科研能力之强。庞大的产学一体的科研体系广泛扎根基层，根本不是“政府包办”能比拟的。<br> 企业强则科研强<br> 日本科研事业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失落的二十年”依然逆势繁荣，依靠的是企业为中坚的产学一体机制。企业在这套机制中不仅是主要的投资人，也是长期化、精细化管理的操盘者，更是市场应用的转化场。也正因为企业在科研事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感，才保证了日本科研事业没有走向好高骛远、华而不实的“科研政绩化”。<br> 战后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科技强国、拿走三分之一诺奖的美国，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在冷战前期，因国防军工的科研需求增长，美国政府是科研事业的主要出资人和主导方。随着60年代末局势趋于平稳，美国政府的科研投入占比逐步下降。<br> 冷战结束后更是加速下降，此消彼长，企业逐渐成为科研事业的中坚力量。目前美国科研投入的73%来自企业。江河日下的欧洲老牌科技强国英、法、德，企业投入的占比均低于70%。考虑到美国依然有大量国防军工的政府科研投入“硬支出”，欧洲老牌科技强国的企业科研投入和美国的真实差距更大。<br> 由此可见，企业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印度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佐证。印度的经济总量很高，目前已经超过了英国。印度的科研总投入也不低，位列全球第七，也超过了英国。但是，印度距离科技强国的梦想十分遥远。这样一个很努力的“差生”，科研体系倒是名副其实的政府主导。52%的科研投入来自政府。企业投入中一半以上来自国有大型军工联合体，比如举世闻名的“寡妇制造者”印度斯坦航空。<br>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名义上贡献了六位自然科学奖项获得者，但是真正的“本土产出”只有半个——1930年物理学奖得主钱德拉塞卡拉&middot;拉曼，他的科研事业是在英属时代完成的，获奖时印度独立了。<br> 学习日本科研，要学到点子上<br> 言归正传，日本能不能完成“50年30诺奖”的目标，已经不存悬念。日本是不是一流科技强国，答案更是显而易见。<br> 9月15日，日本综合商社兼松宣布完成了球形齿轮的量产技术开发，最早将于2027年在全球首次量产。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日本企业，攻克了球形关节发明十余年无法量产的生产技术难关。<br> 或许这一科研成果远没有诺奖耀眼，但重要性毫不逊色。因为诺奖评选结果有回溯性，得奖的科研成果很多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前的。而球形关节实现量产后，机器人很快就会拥有和人体肩关节一样灵活的手臂。<br> 至少目前为止，日本科技产业并没有显示出颓势。但是，潜在的危机确实存在。<br> 最大的挑战是老龄化，虽然因回溯性，诺奖得主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但是科研事业的主力是中青年。高度老龄化的日本社会，很可能面临科研人才后继乏力的困境。<br> 其次则是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环境恶化的风险增加。无论怎么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那么科研投入增长也将难以为继。<br> 此外，还有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虽然日本科研体制比绝大部分国家都要完善，科研人员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高、研究环境稳定，但是官僚化、封闭化的程度依然高于美国，且有恶化的趋势。<br> 每年数千高端科研人才出走海外，大部分都去了大洋彼岸。这一现象已经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重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出走的科研精英对本土科研环境最大的不满不是收入和工作量，是兼职太多和氛围压抑自由度低。<br> 其实，论社会地位，美国科研人员是远远及不上日本的。美国没有东亚推崇智识精英的文化传统，“科学家”享受不到国民偶像、民族英雄的待遇。甚至科研人员如果从事纯学术研究，收入水平也只处于中下水平，并不优厚。但是，美国专业性更强、“人情世故”较少的专业环境更吸引人，尤其是天马行空的青年才俊。<br> 至于国内经常强调的日本政府科技投入减少，实际上影响并不大。科技研发投入的重心早已转向了企业，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顶层设计和服务保障。<br> 日本从20年前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开始，政府科研经费就已经没有明显增长，但是企业的科研投入一直在增加，科研总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始终保持高位。不存在“日本政府不增加投入，日本的科研经费就不够”的情况。<br> 之所以日本国内呼吁政府增加科研投入的呼声很高，更多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种争取财政蛋糕的呼声别太当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得更早。自打60年代末冷战局势趋稳，美国政府国防军工的科研需求下降，政府科研经费支出持续下降，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声就一浪高过一浪。<br> 但是，批评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一直在增长，科研总投入不减反增。而且，企业科研投入的资金效率更高，9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水平和欧洲乃至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谷歌量子AI团队的科学家，谷歌在两年内共收获三项诺奖、五位得主。<br> 总而言之，日本战后迅速成为“诺奖大户”、科技强国的经验，的确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企业为中坚的产学一体机制、行政部门的角色定位、务实的科研战略目标，都是值得学习的。至于想当然的“重视基础研究”就呼吁政府增加投入、强调政府主导之类的“学习”，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br>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br> 编辑｜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