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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心智观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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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eurIPS——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在2026年征稿规则中新增了一项条款:凡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列入制裁名单的机构,不得投稿,也不得参与审稿、编辑等学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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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只是“依法合规”。但放在学术共同体长期强调开放与中立的语境中,这一调整的意义远不止技术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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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NeurIPS的分量。它全称“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创办于1987年,与ICML、ICLR并列为AI三大顶会。在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推荐体系中属于A类。过去十余年,无论是深度学习的突破、强化学习的标志性进展,还是大语言模型的兴起,大量关键论文都曾在这里首发。它不仅是发表成果的平台,更是全球AI研究者建立声誉、形成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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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当这样一个被默认“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开始引入国家制裁清单作为准入门槛,其象征意义远超规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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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IPS 2024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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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制裁名单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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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C名单并非只针对少数个体,而是覆盖广泛的机构网络。以中国为例,涉及企业不仅包括华为、中芯国际、海康威视、大疆等硬科技公司,也包括商汤、旷视、云天励飞等AI企业,以及三大运营商、中科曙光等基础设施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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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被排除在外的,并不是边缘参与者,而是中国AI产业与科研体系中相当核心的一部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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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无法在顶级平台上展示,其研究人员也无法参与审稿与学术服务。这不仅影响个体学术发展,也削弱了全球学术交流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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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不少机构曾长期作为会议赞助方,为NeurIPS提供资金支持。规则一变,身份从“支持者”转为“被排除者”,这种角色切换引发的不适感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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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IPS方面给出的解释是“遵守美国法律”。从形式上看,这一理由成立:作为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确实需要考虑合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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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遵守法律”与“主动扩大解释”之间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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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C的制裁体系本质上是美国的单边政策工具,其适用范围、执行方式本就存在弹性。在学术出版与会议领域,类似组织通常采取的是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例如避免直接将制裁清单转化为学术准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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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ICML、ICLR以及ACM、IEEE等同样在美国注册或运营的机构,并未采取类似做法。NeurIPS在后续说明中也承认,调整后的规则“与其他会议及往届一致”,这意味着此前的限制性条款本身就是例外,而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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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是NeurIPS率先跨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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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内部沟通误解”。但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全球投稿规则的重大调整,仅以沟通失误解释,难以完全消解外界疑问。更合理的理解是,在其内部决策权衡中,“合规风险”被优先置于“学术开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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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反应来得很快,而且具有明显的集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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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邀担任领域主席的学者公开拒绝参与,一些长期参与审稿的研究者也宣布退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两点:其一,规则缺乏正当性;其二,这种做法可能加速全球AI研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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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学者的自发表态相比,中国学术组织的回应更具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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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明确表示反对,并建议国内学者暂停投稿和审稿,同时提出,如果政策不纠正,将考虑移出推荐目录。随后,中国科协也宣布,不再受理与NeurIPS 2026相关的资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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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的影响不容低估。CCF推荐目录在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中具有现实权重,一旦调整,将直接影响会议的吸引力与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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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上看,中国学者在NeurIPS中的参与度已经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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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eurIPS 2025为例,清华大学在论文录用数量上位居全球第一,北大、上交、浙大、中科院等机构同样名列前茅。企业方面,腾讯、阿里、华为等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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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参与者,也是支撑会议学术水准的重要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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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排除这些机构并非“边际调整”,而是对会议生态的实质性削弱。反过来,中国学界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集体行动,也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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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事件并非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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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IEEE通信学会曾因合规问题限制华为员工参与审稿,随后在学界压力下调整政策。这一次,NeurIPS的轨迹与之高度相似:规则收紧、引发反弹、最终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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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纠错”。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学术体系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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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一种隐含前提:知识交流应尽可能独立于政治。这一前提并非理想主义口号,而是现代科学体系得以运作的制度基础。从冷战时期跨阵营合作,到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学术网络,这种“有限中立”一直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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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制裁逻辑进入学术准入机制时,这一基础开始被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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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sher | 观察者网 |
| Site | guancha |
| Date | 2026-03-31 |
| CMS Category | 媒体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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