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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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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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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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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有弄清楚地球另一面的愿望，但力有不逮。亚历山大大帝过不了印度恒河，唐帝国过不了帕米尔高原。直到蒙古帝国征战到欧洲以及随后的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才逐渐被联系起来。此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技术和贸易作为“联系”的力量。这只是世界形成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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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因为一旦技术和贸易把不同的人群推挤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会停留在贸易层面，就会存在对宇宙、国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势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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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文化推动的“世界政体”之说有些夸张，认为自由、权利、主权、进步等要素所构成的“世界文化”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但作为文化权力的政治思潮的传播与影响确实让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有了不容否认的“共同价值”。因此，离开政治思潮，就很难理解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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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政治思潮，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作为世界政治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比如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结盟，因意识形态而敌对。所以，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离不开作为“联系”或“整合”变量的政治思潮。可以把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研究单元。而寻求新的研究单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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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因为对政治思潮的关照而更加深刻，比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范式”虽然与本文的政治思潮研究路径有着重大区别，但不无关联。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虽然已经不再引人关注，但确实曾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绕不开的作品，福山的重点也是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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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意义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学派至少有两个专门以政治思潮（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为研究单元。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权力。其实，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冷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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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范式”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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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研究的时候，反而是本着价值中立、价值去除的想象去对待这些以政治思潮为底色的理论，把这些学派都当成了学术乃至科学。我们深深地误解了西方社会科学。笔者认为，反而是西方社会科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笔者一直认为，无视或者忽视作为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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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离不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体化，背后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则形成自由帝国主义以及政策上的殖民主义。保守主义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但其政策影响主要在国内而非世界政治，形成不了影响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国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对外很可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者，即使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也不过是事实性自由帝国主义，因此本文并不涉及世界政治中的保守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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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把各种形态的政治思潮视为一种常识性变量，假设各种政治思潮的起源、主旨乃至推动政治思潮的主体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已知知识，目的是以已知的政治思潮为线索寻找认知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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