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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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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7月11日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2日下午，有一个突发信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奥林·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终年71岁。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是因为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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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突然，甚至如果你看了社交媒体，会发现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工智能程序会提示，林赛·格雷厄姆议员去世是个虚假信息。因为他7月10日还在参加活动，他去了基辅，见了泽连斯基，当然也批评了莫斯科，还蛐蛐了中国。然后，他还参观了基辅一座秘密的无人机工厂。然后他回到了美国，突然就去世了。美方给出的消息很短，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当他从基辅回到华盛顿的住所之后，突发胸痛；等医疗队伍赶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于心脏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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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国会，到21世纪初成为参议员，在国会任职30多年，在参议院任职20多年，深度介入外交与安全议题的、活跃度极高的政客，由此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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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典型的美国政客。甚至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年长版的、类似于万斯的这样一种人物。他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美国梦”路径：从底层出生，然后通过个人在美国体系当中的努力，进入华盛顿权力中心，体现出了美国老派建制派政客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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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尤其是对台湾问题有所关注的，一定会对格雷厄姆这个名字不陌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他非常活跃，长期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而且充斥着一种让中国人非常不舒服的、非常经典的美式傲慢与偏见。他的公开抨击，其实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虚假认知，或者说错误认知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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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持对华实施关税、进行科技限制和战略遏制。在两岸问题上，他公然多次冲撞红线，不仅自己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且还要带团，积极推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所谓官方交往，支持对台军售、军事融资和训练。同时，他还在推动某些法案，试图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作为一种工具，阻断我们的统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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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有时还会讲什么“我也是按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做的”，他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为岛内“台独”势力、为民进党当局提供符合其虚假“台独”叙事的空间，支持其“倚美谋独”“倚武谋独”的各种行动，不断触碰红线、严重挑衅，直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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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所谓的对华鹰派，而且在美国国会的对华鹰派当中，格雷厄姆即使不属于T0团队，也属于T1团队。不仅仅是因为他措辞激烈，而且相较于其他鹰派，对中国来说，他真正的威胁、风险和挑战在于，他拥有长期的国会资历，与军方有密切联系，还具备跨党派组团的能力，并且能够和不同类型的美国总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有效勾连。他善于把意识形态、制裁、预算，以及他个人的国内政治竞选议程，构建成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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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人物突然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无论如何，他的政治生涯也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带有某种历史趋势性的变化。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中美关系，研究美国国内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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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讲讲格雷厄姆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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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9日，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的森特勒尔镇。他的父母经营餐馆、酒类商店、酒店和台球厅一类的生意，家庭经济条件一般。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1977年拿到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是他们家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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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读书期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的父亲在15个月后死于心脏病。他的妹妹达琳当时尚未成年，格雷厄姆由此担负起了监护和照顾妹妹的责任。这段家庭变故，成为他日后参政叙事里最重要的个人经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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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格雷厄姆在死前最后一个公开行程是前往乌克兰的无人机工厂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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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常以幼年时期的小镇生活、家庭劳动、大学就读期间失去双亲和照顾家人的经历，来证明他个人所秉持的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强调家庭责任、个人奋斗、宗教信仰和社会纪律。你会发现，这和万斯非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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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后来从政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着重打造的，也是一个亲近普通家庭、非精英化、接近工薪阶层、退伍军人和小企业经营者的形象。从南卡罗来纳州本身的就业结构来看，它拥有大量传统制造业、航空工业、军事基地和退伍军人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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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角度上来说，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能够理解美国普通劳动者疾苦、维护本州产业利益和支持强大国防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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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的一些主张，包括推动对华关税措施，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一种近似于强买强卖的方式推销波音飞机，以及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最终倾向于支持美国总统扩张军费，都能够在这个叙事框架中得到解释。因为他的利益、他的选区支撑着这样一种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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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毕业之后，格雷厄姆进入美国空军的军法部门服役。他服了六年半现役，曾经驻扎在联邦德国的莱茵-美茵空军基地。但是要讲清楚，他不是一线作战人员，做的是军事法庭、军法这方面的工作，负责军事辩护、检控和相关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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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离开现役后，他加入了南卡罗来纳州空军国民警卫队，1995年转入空军预备役。海湾战争期间，他在美国本土军事基地提供法律支持，并且为即将部署的人员做准备。他自己没有被部署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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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休会期间参加过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短期预备役任务。到了2015年，他以空军上校军衔退役，累计服役时长三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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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有过军事服役经历，但是格雷厄姆本人明确说过，他不是所谓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在海湾战争期间没有被派到海湾前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担的也是所谓短期法律顾问工作，聚焦于军法和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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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空军上校（右）接受美国空军军法署赠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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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仍然是军队经历。这段军队经历对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他坚定地相信军事力量是美国外交信誉的根本保证，相信海外驻军能够阻止威胁靠近美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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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如果美国从海外撤军或者进行战略收缩，容易被对手视为软弱。同时，他把军事投入描述为一种必要代价，认为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战争。他也习惯于把不同地区的冲突，放进一套全球威慑逻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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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安全认知，让他成为美国国会立场最为激进、主张最为持久的干预主义者之一。在他的政治逻辑中，一旦美国承诺支持某个盟友或伙伴，美方就要提供武器、资金、人员训练以及必要的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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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把视线转向两岸关系的时候，他对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这种考量，就发展成为从蔡英文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美国对台军售、军援、库存调拨、制裁威慑和所谓准同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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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动作，说实话，并不像一些刺激性的言辞那么张扬，但是从系统性和组织性上来说，带来的中长期危害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个人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提到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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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鲍勃·多尔。这是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20世纪90年代曾经与比尔·克林顿竞选过美国总统。鲍勃·多尔去世以后，格雷厄姆在官方声明中宣称，多尔是他的亲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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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多尔，202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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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多尔还曾经担任格雷厄姆第一次竞选参议员时的竞选主席。在竞选过程中，资深的鲍勃·多尔为当时仍然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格雷厄姆，提供了共和党建制派的网络、筹款信用和全国政治背书。多尔看好格雷厄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理念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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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多尔同样强调强大的国防、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党派纪律。同时，他也认为，要充分尊重参议院的程序，在参议院内部推动法案时，要有效进行谈判和跨党派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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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格雷厄姆和鲍勃·多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星球大战》里面，类似西斯那种师傅和徒弟的结构。鲍勃·多尔是老师，是Master，格雷厄姆是他的徒弟。所以，格雷厄姆继承了鲍勃·多尔的这种风格：能够在强硬的国家安全议题上同民主党人合作，同时也愿意在移民、司法、预算问题上寻找中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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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另一个从外交思想以及美国国会发展历程上，对格雷厄姆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翰·麦凯恩。就是后来跟奥巴马竞选过总统，又跟特朗普闹掰的那个约翰·麦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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