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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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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唐诗，每个人总有几句会脱口而出的肌肉记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李白恣意忘我，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但也有人会下意识想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两句来自课本里那个一脸忧国忧民的中年杜甫。这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常识：处于创作两极的“李杜”，被后人誉为“诗仙”“诗圣”，他们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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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如能回溯过去，找来唐朝学童问问，他们多半并不知道“杜甫”的盛名。现代研究者翻阅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学童摹写的唐诗，还有长沙窑出土的唐代民用瓷器上的题诗，最多的是李白、王维、白居易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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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唐代的文学家们，似乎也并不“看好”杜甫，殷璠在编纂《河岳英灵集》时，收录了自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二年（753年）的25位诗人的234首诗歌，认为这是唐诗“风骨”的最高代表。结果杜甫无缘入选。有人认为《河岳英灵集》编的时代太早，杜甫当时还未成名，未被收录情有可原；那么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收录了上起武德元年（618年）下至大历末年（778-779年）间数千作者的代表作，杜甫还是无一入选。此时距杜甫去世已近十年，再说杜甫诗名不显、不得入选，属实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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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河岳英灵集》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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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一直从盛唐火到现在的李白，杜甫在唐代似乎一直没有“赢得生前名”，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颇受元稹和韩愈的极力推崇，他似乎一直处在被遗忘的边缘。晚唐诗人姚合编选《极玄集》，还是不选杜诗。唐末韦庄编选《又玄集》，只选了7首杜诗。五代后蜀诗人韦縠编选《才调集》，选了近一千首诗，其中有李白诗28首，还是没有一首杜诗。但是他又在序言中明言看过杜甫的诗集。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死后一百多年，还是无人赏识，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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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唐朝的“遇冷”，与他本人正处于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不无关系。一方面，他大量关于安史之乱的作品，如“二哀”“二悲”“三吏”“三别”，虽然其现实性和深刻性在后世广受肯定，但是与唐朝文坛崇尚的如李白“谪仙人”般的狂放自信，或是王维“诗佛”般的空灵超脱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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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盛唐至中唐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转型期，杜甫善写的律诗正处于形成过程中，他那些著名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这样格律工整、用字精确，称得上是“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与民间流行的、如白居易那样妇孺皆知的诗作差别太大，也很难得到下层民众的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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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宋朝，杜甫才能苦等来他的“知音”。先是编修《新唐书》的欧阳修肯定他的诗作，“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这种肯定与宋代自建立以来，始终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政权的地缘危机不无关系。相比唐人，宋人对杜甫笔下的战乱有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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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官居宰相的王安石称其“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明确表明在诸多前代诗人中，他最喜欢杜甫。而杜甫的句法、字法也颇受宋代文人的推崇。黄庭坚称杜甫为唐律之祖，盖因宋代律诗已然成熟，宋元时人作诗、论诗，都以律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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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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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杜甫诗歌地位的提振，展示了文人趣味与时代环境对唐诗接受史的深刻影响。在此之后，明清以前的唐诗选本，大多仍延续着编选者个人的审美取向与流派偏好。例如明代高棅其主导的《唐诗品汇》将盛唐诗人划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四格，其中杜甫列为唯一的“大家”，而李白、王维、孟浩然则被划为“正宗”，盖因杜甫在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各类诗体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可谓是唐诗中法度严密、作品宏大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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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进入清朝之后，唐诗的编选逐渐从文人群体的私人品位与流派之争，走向了由官方主导的系统性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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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05年4月12日（清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清圣祖玄烨在第五次南巡途中正式下旨，命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曹寅负责校刊《全唐诗》。这一官方谕令不仅开启了由清一代编纂大型文集的先河，也标志着唐诗选本正式告别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文人群体私人品位时代，全面步入由国家文化政策主导的大一统文献整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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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旨意颁布的历史时机颇为微妙。此时的康熙帝已接连取得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远征噶尔丹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在确立了稳固的政治与军事“武功”之后，清代政权开始向“文治”转型，正式宣布推行“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所谓“稽古”，语出《尚书·尧典》，意为考察古事、遵循古道；“右文”则代表崇尚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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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雍乾三代的政治实践中，“稽古右文”逐渐演变为清代帝王以官方力量考证古代典籍、借由华夏正统文化教化天下人心的核心代名词。而“诗至唐而众体悉备”的历史共识，使唐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场国家文治政策的首次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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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翚 (1632-1717) 《康熙南巡图‧第七卷》：从无锡至苏州，1698年作，设色绢本手卷。阿尔伯塔大学美术馆，麦克塔格特藏品，麦克塔格特伉俪捐赠，编号2004.19.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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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的强力干预下，唐诗的选编标准和文学功能被赋予了全新的政治语境。康熙帝在《全唐诗》的御制序中明确提出：“惟圣人之道，大经大法，皆具于诗。”官方试图通过对唐诗的系统整理，来确立一种“直抒其性情，而不诡于圣人之道”的制度化诗教。这与晚明的文人群体通过私人选本标榜自身审美，甚至借由诗歌流派来实现拉帮结派、操纵舆论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明代“后七子”曾利用《唐诗选》等私选本极力宣扬“诗必盛唐”的复古格律，以此作为文人集团树立话语权的工具；“复社”“几社”等文学团体更倾向于挖掘唐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此寄托故国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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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清军入关后遭遇最严重抵抗的地区。如何消弭江南士人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为帝国服务，对清朝的稳固统治至关重要。因此，康熙帝选择在南巡途中、在苏州宣布这一宏大的出版任务，其内在的政治考量就是利用江南士人积累数代的文献财富，同时试探和凝聚这一核心知识分子群体“为国效力”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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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书面，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扬州诗局刻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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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进书表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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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这一庞大工程的质量与效率，康熙帝委任其心腹曹寅主持刊刻。曹寅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起便深耕江南，先后任苏州织造与江宁织造，其人“素有文名”，在江南官场与文人圈中声名很高。同时，为了缓解曹寅的宦务压力，朝廷特调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九名翰林学士协助编纂。这九人中除车鼎晋是湖南人外，另八人均是出身江浙的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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