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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朗普公开批评长期鼓吹“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持续二十余年的"中国崩溃论"，一次次被现实证伪，却又不断以新的包装、新的论调卷土重来。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退出西方舆论场，两种看似矛盾的叙事长期并存，成为美国涉华话语中耐人寻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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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谷立言频频就台湾问题发声，折射出特朗普与美国传统建制派在涉台政策上的微妙分歧。本期《两岸圆桌派》邀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与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共同解析美国涉华叙事背后的逻辑，以及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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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馨：最近，特朗普就公开批评“中国崩溃论”的始作俑者章家敦，认为他的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危言耸听。高老师现在人在美国，您接收到的信息里，美国社会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态度？主流舆论对中国发展的认知有没有出现什么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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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我现在就在美国。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美国内部这两种观点目前同时存在。章家敦鼓吹“中国崩溃论”已经四十多年了，但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强大，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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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特朗普总统对章家敦的所作所为说的那几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说到点子上。我如果有机会对章家敦教授说一句话的话，我会说“你别老说崩溃了，不然说着说着你的人格都崩溃了”。特朗普的意思其实很明确——中国的强大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怎么还能坚持“中国崩溃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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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章家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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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批章家敦的“中国威胁论”纯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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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内部另一种声音同样存在。很多美国人并没有放弃继续将中国妖魔化。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利用了美国提供的条件，因此仍主张继续对中国遏制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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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还有不少人坚持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美国必须压制中国，不能让中国这个所谓的新兴大国挑战美国这个守成大国，甚至认为中美之间终有一战。我认为，这些错误的认知和言论在美国不断传播，已经成为中美推动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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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也决定了，并不是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作出一个决定，全美国上下就会立即贯彻执行的。美国国会内部仍然存在不少反华、仇华、敌华势力，这种思潮至今仍在持续蔓延。当然，林赛·格雷厄姆参议员的突然去世——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华分子，也让人关注美国国会未来在涉华问题上的态度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能够更加客观、理性。这一点，同样值得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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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补充一点。如果单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经济总量，中国目前已经达到美国的约135%。如果进一步细分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总产出的30%左右。我相信，未来五到十年，即使西方一些国家继续反对和遏制，也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至40%左右，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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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正在不断提高，高端制造能力持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位置也不断向上攀升。相比之下，美国出口产品中，农产品、矿产品、能源产品等资源型产品仍占有较大比重，其出口结构与中国已经形成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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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中美经济总量、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比较，更要深入分析两国产业结构，特别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试图通过芯片战等方式，将中国排除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之外，但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今天，中美两国共同站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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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已具备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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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电力领域，中国发电总量约为美国的2.5倍，工业用电量更达到美国的6倍。在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基础上，中国未来几年仍将持续扩大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供给能力。在这一领域，美国可以说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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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数据资源，美国一直宣称自己在数据领域领先中国，但这一判断未必成立。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放政府数据资源，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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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发动的“芯片战”，我认为实际上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中国正在依靠自己的技术体系，在芯片设计、制造、生产等各个环节不断取得突破，逐步建立起自主可控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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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中国更加重视开源生态，而美国目前仍然主要推动闭源模式。我曾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过自己的观点：闭源必败，开源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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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正集中全国资源，吸引全球资本发展闭源人工智能，同时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武器化。我认为，这种发展路径最终很可能催生巨大泡沫。今年5月27日，我在深圳作出判断：美国人工智能泡沫一旦破裂，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的高潮和最终爆发点，很可能都发生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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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今世界已经站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也是开放与保护主义之间的选择，是继续维护自由贸易，还是不断破坏自由贸易的选择；是继续推动全球化，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的选择。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局，全世界都应该保持充分的理性与冷静，认真观察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准确把握未来真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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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馨：由于时间关系，也请湘龙回应一下。外界常常调侃，西方涉华叙事是“一三五中国威胁论，二四六中国崩溃论”。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却长期并存的叙事，为何会反复出现？其背后折射出一种怎样的认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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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湘龙：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论调往往脱离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愿望的投射。对一些人而言，“中国崩溃”不仅是一种判断，更是一种心理期待。除了见不得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之外，这种叙事还能带来很强的心理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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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拳击比赛中，即使拳手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角落时，教练仍会不断鼓励他：“不会痛，我们一定会赢。”这种鼓励本身并不建立在现实判断之上，而是一种意志上的自我强化。然而，我们都知道，在绝对实力面前，单纯的意志并不能改变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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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崩溃论”也好，“中国威胁论”也罢，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逻辑非常简单：我一定赢，我一定强；那么你就一定输，一定垮。至于现实究竟如何发展，并不重要。无论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中国再次崩溃”，两者在叙事逻辑上其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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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两条思想路线，一条是资本主义，一条是社会主义。这两套思想体系分别塑造了不同的制度实践，而美国与中国则成为两种制度最重要的现实样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实验场，中国则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场。截至今天，究竟哪一种制度更成功，哪一种制度更具生命力，恐怕还很难下最终结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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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许多分析逻辑，本质上更接近社会心理学的逻辑。因此，它产生了大量具有情绪动员色彩的话语，例如“中国即将崩溃”“美国再次伟大”等等。这些概念首先满足的是心理需求，而不完全是对现实的客观分析。相较之下，社会主义体系更倾向于一种“社会病理学”的思维方式。它关注问题本身，强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像是在寻找病因并开出处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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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体系是高度唯物的，但事实上，在社会心理层面，它往往又是高度唯心的。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带有某种“神学色彩”的政治口号。它们未必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却能够持续获得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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