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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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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在讨论“全球南方”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哲学”贫困。来自七国集团(G7)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政策分析师、公共媒体舆论普遍倾向于用政治同盟或国家联盟这类具有浓厚西方历史经验色彩的概念，来解释“全球南方”这一整体性、团结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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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概念先行的生搬硬套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南方”不具有统一性，且所指模糊，无法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应用到国际关系的讨论中。而“全球南方”之所以不统一，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各自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实力，甚至文化都极为多样。与诸如七国集团、北约（NATO）等国家联盟相比，“全球南方”显然不具有内在统一性，进而也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集体，并产生强有力的国际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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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南方”至多能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建构的、演变中的全球派系，而非确定的、正式的政治实体”。相比之下，作为“最古老、最团结的政治团体”，“全球西方”目前则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下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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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强调，迅速崛起的中国对“全球西方”民主国家的秩序原则形成了挑战，但中国并不属于“全球南方”，而是与俄罗斯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作“全球东方”的一极。全球东方、全球西方与全球南方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三个世界”格局。世界秩序便是这三个政治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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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加勒比建交国外长及代表。中国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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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认识下，“全球南方”并非竞争的主体，而是“全球西方”与崛起中的“全球东方”之间争夺的对象。这种全球东西方两极争霸，并以全球南方/第三世界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格局，毫无疑问复刻了西方对冷战格局的认识。他通过将中国建构成一极的方式，一方面消解了当今世界全球南方政治能动性觉醒背后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崛起，转化为了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下必然产生的“大国争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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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哲学贫困？我们发现在既有的本质主义认识论框架里面，人们尝试将“全球南方”这种动态概念强行理解为一些具有类似内在本质以及固有属性的国家集合。文化、社会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等范畴，都被引入到这场由本质主义愿望驱动的讨论中，被不假思索地转化为一个个指标，强行固定下来，用以衡量某个国家属于或不属于“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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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也忽略了历史延续性、历史流变也是人类发展动态的一部分。因此，在发展和互动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政治意志，乃至经由历史经验传承而形成的文明、文化特性对主体行为的影响被淡化。国家大小、能力强弱，以及由现有国际体系带来的结构性霸权造成的国家间不平等状态也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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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本质主义带来的困境同样也影响着中国的自我认知。今天的中国被不断地称为一种“文明型帝国”(civilizational empire)、“定居殖民主义”( settler colonialism)，对外实行“新重商主义”( neo-mercantilism)、“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新门罗主义”(neo-Meonroe doctrine )、“新殖民主义”( neo-imperialism)。我们能感受到这些词汇与我们的自我认识相去甚远，但是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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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种哲学贫困使得我们在处理诸如“全球南方”，甚至是“区域”与“国别”概念时都显得捉襟见肘。一个整体的、关系性的、复杂的、层叠交错的、绵延变动的世界，仿佛就坍缩成了碎片化的、各自独立的、纯粹的、静态的“国别”的机械堆砌。这种在审视“全球南方”时面临的哲学贫困，正是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冲破认识论藩篱，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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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理解动态世界的认识论框架。这种认识论强调对世界进行整体性、长时段、动态的考察，而非简单将不断变动中的事物强行还原至一个静态的“本质”。以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为例，在今天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中，一个极为关键但容易被忽略的重点是这一问题的“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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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过去40年中对“全球化”的讨论强调，产业分工在全球的尺度上铺开，似乎将原本被国界、民族分割开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技术的进步也大大降低了人口流动的成本。20世纪初，当梁启超看到“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的现实后，感慨“太平洋变里湖水”。而到了21世纪，这种物质性的进步更使得不少人感到“地球村”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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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4年11月25日在秘鲁钱凯港拍摄的正在作业的“新上海”轮（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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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对“全球”性的感知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普遍。支撑这种“全球”性的是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物质发展。这种建立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世界体系，通过点对点的航海、航空贸易线，以及沿着这些贸易线而产生的信息线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充满孔洞的网。在地图中不难发现，连接这张世界网的贸易、信息线，最终都汇聚到少数几个关键节点上，形成了明显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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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世界网中，边缘与边缘之间必须通过中心才能发生联系。这张世界网无疑将世界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但透过网的缝隙，我们便能看到更多的人群、国家从这张网的缝隙中掉落并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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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起点是对这张世界网带来的不均衡、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这种讨论是批判性的。它一方面需要我们“颠倒”自己的视角，从被治理、被遗忘、被规制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张世界网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通过历史化的方法，对这张世界网构造的一系列自称“普遍”的全球秩序话语进行祛魅，将它们还原为特殊语境、特殊共同体、特殊时代之下并不完美且不断演变的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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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张世界网构造出的全球性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这一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用一种霸权中心式的一元论秩序观来认识世界、规制世界并最终垄断世界的倾向。这种秩序观假定，秩序的来源必须是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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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一个或一组被视为“强权”的机构提供。强权的在场，不但保障了和平，也保障了国际经济秩序高效、有序地繁荣稳定。秩序的形成，是权力自上而下对“无序”空间的延伸，也意味着强权者对空间的占有与控制。这种秩序观与西方基督教神学建构起的一元论秩序类似。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在《上帝之城》中，将秩序理解为一种“永恒存在”，是“造物主的律法”，是造物主依照事物的“本性”为它们规定的“目的和运动”。在这个“有序”的结构中，个体“自由”的体现便是向各自既定位置移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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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学中一元论创世神话，为构建“自由利维坦”与“世界帝国”提供了合法性。终结那种无序的、黑暗的恐怖状态的唯一可能，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帝国式的威权秩序。创世，意味着上帝创立的“神之国”的开始。而世界帝国的形成，则毫无疑问，是要在人间实现神之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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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将自己视为向善且永恒的普遍秩序。帝国的自我叙述几乎都建立在道德、正义、发展、和平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概念上。但是，当我们今天倒叙地审视帝国时，却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帝国的衰落，因此也被习惯性地从决定论的视角出发，视为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竞争失败的结果。而制度或文化，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决定这种经济、军事实力强弱的本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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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乐意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一概念来指代诸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 的近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代化论述。例如，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思想家，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构想聚焦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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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状态、更具差异化发展的复杂过程。罗斯托（Walt Rostow）则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 理论，以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从“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再到“高度大众消费时代” 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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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脉络里还包括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以及摩尔（Wilbert E.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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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尝试跳出这种一元论哲学，便可以追问那种对“无序”的恐怖想象，究竟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辩证哲学的角度出发，将秩序视为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自然互动的天然结果，将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合作与冲突视为不同自然与社会语境下的自主反应，那么便能给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想象。从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视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将权力视为这种互动联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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