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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官僚制是整体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服务于更高的“政道”。但西方的官僚制，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术”，发展极不成熟，非常容易发生变态或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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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卫视7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从西方官僚体系的运转来观察西方政治的治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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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第3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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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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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坛都出现了各种乱象，反映出西方政治文明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今天从一个非常具体的侧面，美国官僚系统的问题来谈一谈，西方政治文明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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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可以听到，美国官僚系统暴露出来的各种奇葩现象。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美国人自己也着急，一直有人在批评政府的官僚主义、低效、腐败。但是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跟我们不一样，思路非常清奇。他们不是去理性地诊断，有序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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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特朗普第一次当选，就因为他玩不转官僚机器，就开始大骂官僚系统是“深层政府”，这个还可以理解。但是到他第二任期，做法就日渐出格，先是跟马斯克联手，搞了一出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了很多他们认为没用的机构，裁掉大批官员，砸掉很多人的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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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这两个人自己闹翻了，“政府效率部”也不搞了，直接把政府当成自己的私人扈从。白宫里是任人唯亲、指鹿为马、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大搞“赢学”，差不多要把特朗普给捧成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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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现在美国的官僚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旧问题没解决，又冒出了一堆新问题。总结起来，我认为现在主要有几个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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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传统的“文官中立”原则失效。过去几十年，全球政治学界很多人鼓吹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个核心价值，叫“政治中立”和基于“功绩”的晋升原则。但今天特朗普正在推动“去中立化”改革，把对总统的个人忠诚当成核心标准，所谓的“中立化”“非政治化”日益变成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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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旧的官僚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化并存。传统上因为僵化所导致的低效、无能和浪费并没有解决，反而有可能被新出现的政治化改革来加剧激化。例如，特朗普动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大搞政治性执法，很多人就批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是特朗普的“盖世太保”，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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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专业经验流失，国家治理的根基动摇。特朗普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美国政府的人才流失，正在损害政府制定政策和有效管理国家的能力。过去这个文官系统积累了大量的国际经济和法律这些专业经验，现在都被个人忠诚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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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就是旧的腐败叠加新的腐败。首先就是老的官僚腐败，现在完全无解；新的、靠个人政治忠诚和裙带关系上位的这些官员更是肆无忌惮，而且腐败形式更加理直气壮，毫不掩饰、花样翻新，导致美国在腐败方面日益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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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前的美国官僚政治正在经历一场“病变”。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般的、一个衰老式的“病变”，而且有很强的倒退性，正倒退到前现代的状态。不仅仅是美国，我们看今天欧洲、日韩，它们的官僚系统都出现了某种停滞、僵化，甚至倒退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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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一直被标榜为“先进、现代、专业、有韧性”的西方官僚制度，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衰朽，并且有可能向前现代状态倒退？我认为要把它放在历史中，才能看得清楚。西方跟我们中国很不一样，它的官僚制在现代之前发展得非常不充分，后来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官僚制和科举制的影响，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才开始逐步产生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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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的官僚制和中国的原生制度大不相同。比如秦统一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官僚制经历了反复、拉锯、演进，到清代中期，基本上已经臻于完善，根基非常牢固。而西方的速成版官僚制，它的根基还很浅，发育不足。所以我们初步一比较就能发现，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西方的现代官僚制度，在以下方面有很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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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跟皇权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集权国家政权结构。而西方的官僚制，其中的文官是不能参与高层政治，只能执行立法机关的法律和政治官员的指令。这是因为它自诞生时，就是内嵌于所谓的选举代议制和多党制之中，所以它是从具有很强封建性的恩赐制和分肥制中脱胎而来，因而整个制度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工具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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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古代的官僚制是统一国家的“骨架”，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度就没有大一统。而西方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出现得非常晚，垂直的官僚系统非常不足，其中有一些搞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在横向上也不存在统一的官僚系统。此外，选举政治的一个基本逻辑也决定了它的官僚体系只能是本地本级代议机关的执行者，难以形成全国性的官僚系统，或者像我们历史上讲的这种“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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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中国古代官僚系统内没有严格的身份区分，从知县到宰相，在身份上没有根本的区别。西方官僚制是建立在身份区分的基础上，都存在严格的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所谓政务官，就是由选举或政治任命所产生的官员，他们承担政治责任，通常要跟领导人或内阁来共进退；而事务官就是“铁打的营盘”，通过公开考试这些方式录用的官员，负责具体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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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官僚制度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既要从君，又要从道，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要求。西方的文官政治没有这些东西，它主要强调“专业中立”的底线，他们只管执行法律和政策，严格来讲，它不同于汉语中的官，它更像是一种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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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体系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政治文明中，官僚制是整体国家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服务一个更高的“政道”。但是西方的官僚制，更多是一种工具性的“术”，而且发展也非常不成熟，所以非常容易发生变态或倒退。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命题，叫西方政治文明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这个所谓卡夫丁峡谷，是意大利古代的一个地方，据说古罗马人曾在这里打了一场败仗，经历了奇耻大辱。后来马克思借用这个词，来指代西欧国家所经历的、血腥残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指的就是像俄罗斯这些东方社会，能不能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痛苦的过程，直接跨越进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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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尝试性地把这个概念借用到政治制度的发展上。西方官僚制的产生，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启发，而产生的一种“压缩式”发展，因而它缺乏历史积淀的韧性，也缺乏一种自发的和充分发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所以西方官僚制和它的行政国家建设不充分，现代化成就也极容易倒退，各种弊端时有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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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社会发展陷于停滞，西方的全球霸权濒于终结，其官僚制度的先天不足暴露得更加尖锐，因而才会出现我开头讲的那些乱象。当然，当前西方社会各方面的整体变化，从根本上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致。但具体到官僚制的危机，显然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多种力量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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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所提出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可能就反映了历史合力里边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它将有助于我们解释很多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它能提醒我们直面一个问题：西方制度真的是那么现代吗？它真的是一种先进的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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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吁大家跳出对西方制度的迷思，跳出传统西方官僚制度理论的陷阱，从新的角度来观察、理解、研究、诊断西方官僚制度，乃至它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平视、甚至一种俯视的角度来观察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地认识西方制度，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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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围绕着西方政治文明里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来和大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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