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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花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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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7月，在新冠疫情、财政危机、生活物资断供、反古共势力及其在古巴内部代理人的共同作用下，正处于经济改革关键期的古巴爆发了199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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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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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久经考验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领航掌舵下，古巴共产党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沉着冷静地指挥共和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和平粉碎了动乱、在国际上扭转了美国媒体反宣传造成的不利舆论环境，坚持了革命红旗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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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里，世界变得更加混乱，乌克兰、巴勒斯坦、缅甸等多个地区爆发热战，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叙利亚和非洲多个买办政权一一崩溃了，而革命古巴仍屹立在美国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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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暂时的安定团结背后，古巴的麻烦还远未结束；古巴革命自疫情以来面临的这一波30年来空前的生存危机，始终没有真正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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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许多新闻的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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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4年3月，我国当时对古紧急粮食援助的第一批是用飞机运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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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今年7月5日，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古共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式上明确宣布：“我们现在是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Somos un país en gu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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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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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古巴的旅游业与制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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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卡内尔宣布“古巴进入战争状态”的直接原因是，6月30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所谓“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五号”，进一步封锁了美国对古巴的民间商贸交流，新一轮加强制裁的方案将于近日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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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与美国的制裁与贸易状况是一个技术细节极其复杂又掺杂太多情绪因素的话题，笔者打算另起一篇文章讲述，在这里只是先拿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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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为“美国制裁了古巴，因此两国没有贸易，也因此美国进一步收紧制裁对古巴早已无甚影响”。目前来看，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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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缘由，还要从一些基础地理故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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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诚实的人，生长的地方长棕树；诗若不涌出我心魂，我死了也定不瞑目……天下的穷人数不清，我要和他们共甘苦；大海的波涛再翻腾，比潺潺的山溪也不如。关塔那美娘，乡、巴、佬；乡、巴、佬，关塔那美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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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塔那摩花姑娘》，歌词原诗作者何塞·马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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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电影《我是古巴》中，穷人的女儿玛利亚在美国夜总会的纸醉金迷中堕落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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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前的古巴，旅游业、制糖业和烟草业是国家的三大支柱，前者与后两者分别塑造了她的城市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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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更有“诚实劳动”观感的甘蔗种植和榨糖劳作，灯红酒绿的旅游业不仅塑造了整个国家严重的地域发展差异（哈瓦那一城作为“拉美维加斯”背靠美国畸形繁荣）和贫富对立（富裕者还主要是高度依赖美国资本的买办），而且带来了妓院、赌博、黑社会和毒品等资本主义道德败坏的集中象征——在清教徒看来，实际上还有酗酒：旧古巴的蔗糖和烟草业起于西班牙殖民，但旅游业（以及美国黑帮和毒品市场）的兴起几乎完全源于美国20世纪禁酒令催生的暴利跨国私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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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参与古巴革命的人并非全是共产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在社会议题上带有类似美国观察员形容延安时所说的“清教徒心态”，其中一些甚至是真正的清教徒。他们希望塑造一个扫清黑帮、毒虫、赌狗、牛排的风清气正的道德世界，甚至在掌权之初出台了一些缺乏可操作性的拍脑袋政策，例如在既不给救济也不给出路的情况下突然封杀所有妓女——当时古巴旅游业的支柱，以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不得不随后出面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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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人以革命政府首任总统乌鲁蒂亚为代表，大多在革命胜利初期被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清洗掉了。但他们的清教徒心态遗产，却在后来的古巴共产党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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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革命古巴不仅在社会议题上相当保守，而且实际上消灭了盈利性的旅游业：外国游客在当时古巴的体验与朝鲜差不多，被限制在几个有硬边界围挡的特定海滩度假村内，不能与普通古巴居民接触，基本上杜绝了后者被这些主要来自苏联东欧和加拿大的腐朽游客勾引堕落的可能性（注：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风气上相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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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期望实现全行业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但最终由于苏联经互会胡萝卜（统购包销）和大棒（计划干预）的影响，他不仅没能成功，反而一手将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带歪到了类似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单一蔗糖出口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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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冷战结束时，古巴的高技术领域只在生物医学行业取得了零星突破，机械工业也主要围绕糖产品（例如古巴的第一座工艺装备厂是生产甘蔗压榨设备的），从旧古巴旅游业及配套服务业脱离出来的人口，主要被投入到了高度劳动密集的榨糖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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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古巴蔗糖产量达到惊人的850万吨历史峰值；虽然古巴政府一直努力调控行业投资分布，到1992年，古巴仍拥有154家国营制糖厂，糖产量高达710万吨。当时的古巴有一句名言：“Sin azúcar no hay país”——没有糖，就没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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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古巴共产党使用纯红旗，没有采用中国、苏联的镰刀铁锤标志。但古巴民兵MTT的标志是盾牌上交叉的步枪和砍蔗刀，中间一顶蔗田劳作必备的亚雷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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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化的古巴民兵标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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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后，由于经互会解散、叶利钦拒绝履行苏联时代签订的固定糖价协议（该协议在签订时的1970年代只是对古巴略有优惠。但80年代国际糖价暴跌60%以上，俄罗斯变成了以三倍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古巴买糖），古巴制糖业不仅市场大减，创汇能力也暴跌，导致了1994年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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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救，政府卖掉或外包了大批国营甘蔗农场（改制为半承包的UBPC合作社）以提高蔗农生产积极性，同时开始大规模放开旅游业相关政策（包括医疗旅游），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中。仅仅三年后，1997年，旅游业就取代制糖，成了古巴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和外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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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古巴对旅游业重视到什么程度呢？1990年代曾规定，私人售卖牛肉、龙虾和若干品种珍稀海鲜犯法（售卖普通农产品不在此限）——这些“高档（西餐）食材”只有国营的供销社和饭店才能掌握，用以保障外宾的食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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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十多年间，古巴看起来还是那个古巴，但它的经济版图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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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对榨糖业的投资一路下降到2024年的不到3%（仅占当年国家对餐饮酒店投资的五分之一），全国制糖厂数量从150-170家（不同数据来源有差异）一路减少到今年只剩15家，粗糖总产量从冷战末期的700余万吨下降到近年的40万吨以下——2018年，古巴从法国进口了4万吨糖，打破了这个岛自被西班牙人发现以来的经济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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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自1995年全面开放旅游业起，古巴游客接待数快速增长，吸纳就业人口累创新高。到因特朗普追加制裁导致该项指标首次收缩的2019年前夕，古巴年度游客数量相较1995年已翻了六倍多，是加勒比国家平均接待游客数量的210%以上，每20个古巴人中就有一个直接服务于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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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后面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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