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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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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曾经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体，在技术、成本与市场三条战线同时感受到压力时，最容易出现的政治反应，往往是试图用一个单一、直观、看似“可操作”的变量来解释复杂问题。当前欧洲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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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茨：“我无法接受这种现状，因为它以牺牲欧洲就业岗位为代价，且这种损害是单方面的。”Lisi Niesner/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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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茨在近期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希望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并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中欧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这一主张被包装为“恢复公平竞争”的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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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汇率问题置于如此核心的位置，既容易忽视货币政策的历史经验，也可能误判当下地缘经济现实，更会遮蔽德国自身结构性困境的真正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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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边界：从“决定一切”到“只能决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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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汇率在贸易竞争中确实具有边际影响。一个被低估的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出口价格优势；同样，一个被高估的货币，也可能在短期内挤压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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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这种影响是“区间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汇率可以在既定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下，调整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却无法凭空创造竞争力，更无法替代产业升级与制度改革。把汇率当作“万能旋钮”，既是对经济复杂性的误读，也是对本国政策责任的某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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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曾将关税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要手段，并在实践中反复加以运用，但结果并未完全呈现其所宣称的“神效”。如今，默茨若将货币杠杆视为解决德国竞争力问题的关键路径，某种程度上也与特朗普式的单一政策迷信存在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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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将本币政策与产业和贸易战略相结合，从来不是当代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战后主要经济体在不同阶段都曾使用过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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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长期通过资本管制、外汇干预以及对内抑制消费的组合，使日元汇率维持在对其出口结构较为有利的水平。这一策略与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叠加，支撑了对美巨额顺差，并推动了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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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瓦解后的过渡期，同样曾被美国批评为通过工资克制以及“内需抑制+外需扩张”的宏观组合，维持马克的“实际低估”，从而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与资本产品出口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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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欧元时代后，德国又被部分南欧国家视为“搭乘被低估欧元”的最大受益者：以德国经济和生产率水平来看，如果仍使用马克，其货币价值可能高于当前欧元水平；统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差异，相当于让德国在内部货币联盟中享受了某种“隐性汇率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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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世界报》文章：“当连德国人都觉得马克过强的时候……” picture-alliance/dpa/Wilhelm Leusc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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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做法则构成这一图景中的第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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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美国并未通过刻意压低美元来争夺出口份额，相反，它长期维持强势美元，并在国际贸易中呈现出进口远超出口、对外支出大于收入的格局，更像是“消费全世界”的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利用货币体系服务于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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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地位，使华盛顿能够在高债务、高赤字的状态下维持高消费和高资产价格，并通过货币政策外溢，将本国宏观选择的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持有美元资产或盯住美元汇率的其他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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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使用的，是一种“强势货币型汇率杠杆”：不是通过低估本币扩大出口，而是通过维持本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锁定制度性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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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历史与结构背景下，将中国使用汇率与产业政策的组合描绘成一种“东方体制”的异常现象，不仅不够准确，也缺乏必要的自我反思：日本、德国曾在相似框架下获益；美国则通过另一套货币霸权机制长期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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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差异，从来不在于“是否使用货币杠杆”，而在于谁在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谁在国际叙事中掌握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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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日本的教训为何至今仍是中国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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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理解中国为何极不可能在汇率问题上重演日本的道路，就必须回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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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美国的强力主导下，G5（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达成共识，通过协同行动促使美元对主要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对于日本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不得不承受日元急剧升值的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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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经济史上的经典案例：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出口部门的价格优势被迅速侵蚀。为对冲升值冲击、避免经济硬着陆，日本在国内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催生了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使资产价格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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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之后，在金融体系受损、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同时承压的情况下，日本长期陷入增长停滞与低通胀甚至通缩的“失去的十年”，而这一“十年”最终被拉长为“失去的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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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的角度看，《广场协议》之后的历史，是一段“外部压力—被动升值—内生泡沫—长期停滞”的连锁反应。尽管将日本长期停滞完全归因于汇率变化并不严谨，但在中国的政策记忆中，这段历史已被高度概括为一个清晰的警示：“在外部压力下快速升值本币，尤其是在产业升级尚未完成、金融体系仍需外汇储备安全垫时，极可能引发长期难以逆转的结构性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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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中国在对内部政策的讨论中，几乎将“重演日本被动升值—长期停滞路径”视为需要竭力避免的情景。这不仅出于对宏观稳定的考量，更关乎就业、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综合平衡。换句话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命运，已成为中国在汇率与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的重要“负面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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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位置看，中国当前仍处于产业升级与市场再平衡的关键阶段，既要防范房地产与金融领域的内生风险，又要维持足够增长以吸纳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在这一阶段主动承受剧烈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与就业冲击，无疑是一种高风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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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并不处于当年日本那种对美国高度安全依赖的位置，因此不存在接受一套“由美国或西方主导、以汇率为核心的重构方案”的安全激励。这恰恰构成了中国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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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试图让中国“签署某种新版《广场协议》”，在现实中几乎缺乏真正的谈判入口。对北京而言，这种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是否愿意重复日本的历史路径”，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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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审视默茨的人民币升值主张，就不难理解为何北京几乎不可能做出符合欧洲期待的正面回应——至少不会以欧洲所设想的方式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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