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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王睿：台湾需要“再光复”，回归文明母体才能重建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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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王睿：岛内有些人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藏着这样的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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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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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谍”“叛国者”“在地协力者”的文明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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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郑丽文在体制内“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是戴着脚镣跳舞的人；那么，另一群根本否定代理型过渡体制的人，就是在历史和文明意义上转型正义的代价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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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从蒋介石到沈伯洋，从“匪谍”“叛国者”到“在地协力者”，映照出民国遗留体制对于自身不确定性的恐慌投射。当一个体制大肆制造“匪谍”“叛国者”“境外敌对势力”时，它真正暴露的不是什么敌人渗透，而是自身对历史方向的极度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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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顽固分子沈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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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通过指控、检肃、关押转向者与先行者，包括镇压申领大陆身份证与定居证的民众，才能恐吓观望者，并达到维持现状或延命过渡状态的目的，这是任何过渡体制面对文明终局的本能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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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来，从国军高阶参谋吴石、台籍留日精英林丽韫、飞官黄植诚、经济学家林毅夫、半导体科技精英张汝京、台籍党代表卢丽安、乃至赴陆社群媒体创作者，这些跨世代、跨背景、跨族群、跨领域代表人群的转向意义，早已超出失去历史方向感的过渡体制及其所启动的系统性污名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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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德双萎的依附型封闭社会，很难理解所谓“匪谍”“叛国者”，是在旧体制无法完成历史任务后，转而承担文明重建责任的行动者。换句话说，那些人是中国现代文明重建的转向承担者。“忠于体制”不等于“忠于国家”，“离开体制”也不构成“背叛文明”，他们为这种认识的实践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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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选择不必被浪漫化，但应该被理解；不必被神圣化，但也不该被污名化。真正需要被反思的，从来不是那些离开失效体制的人，而是仍试图用过渡体制或历史遗骸指控文明转向者为“叛国”的话语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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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一个以“地位未定”自居的所谓“国家主权”承载体，仅靠着“临时条款”“增修条文”来自洽正当性与合法性，根本无法给人民提供实现未来的制度能力与历史整合能力的政客代理型过渡体制，除了把历史方向感改写为道德忠诚度测验，把“转向”定义为“背叛”之外，有什么资格在文明终局的立场上否定那些中国现代文明统一进程中的方向确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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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在台湾地区的体制内还有市场，不是因为中共的失败或历史上的片段灾难，而是因为中共完成了过渡体制在两岸无法做到的历史任务。正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地区的体制内没有市场，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过渡体制做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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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转向中共领导的责任型体制的那群人，既是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先行展示了文明归属的终局，也是在文明层级上否定过渡体制维持现状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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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基于政治防卫反射，过渡体制除了启动对历史转向者的污名化机制，还把中华民族复兴工程压缩成片段式的灾难剪影，用片段来取代对文明完成度的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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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操弄在智德双萎的封闭社会诚然见效，毕竟承认中共是基建、脱贫、强军、教育、新科技和共同富裕等民族复兴现代文明的完成者，无异于体制自杀。只有无法完成文明整合的过渡体制，才需要让历史永久停滞在创伤叙事中；而能完成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文明主体，必然经历试错，却不被试错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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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以各种方式威吓、阻挡两岸民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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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过渡体制内的人，终局命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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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动态看，任何政治恩怨必然让位于文明逻辑。只有在这样的层面上，才能对历史规律的冰冷与宏大保持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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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文明叙事，国民党人与民进党人的命运落差将更加悬殊。尽管包括郑丽文在内，曾经参与两党合意“变宪”改造台湾“非中国化”的历史；但由于民进党人的“互不隶属论”与“境外敌对势力论”，自动区别出蓝营是历史错位而绿营是历史对抗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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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郑丽文已经高举中国人身份与“九二共识”，在性质上，蓝营就仍算是人民内部矛盾，而绿营则走向不可逆的敌我矛盾。这就决定蓝营可能遭遇文明体制的收编或改造，绿营则将面临文明体制的清算与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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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来吊诡，在历史上，国共内战结下血仇，民进党人倒是与中共没有瓜葛，只想依附外力独占台湾。这就是必须以文明视野才能明白的──政治恩怨与历史规律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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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虽然血流成河，但在文明层级上，两党毕竟都在同一个中国文明框架内运作。当内战结果已确立文明主体的负责人后，为了文明整体命运的发展，昔日阋墙之争将转化为带有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记忆，这是集体主义演化论、责任型文明体制所决定的共同体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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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国民党在台湾推行说写中文、实施大学联考等相对公平的选才制度，既有利于文明治理，也有利于民族边界的确立。从文明演进的结构性需求来看，国民党在台湾实现了“秩序的稳定”，有利于中国大一统文明的历史连贯性，这个价值就超越了意识形态与政治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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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和新时代的任务需要，近80年前的内战血债已进入历史教科书，逐渐成为符号化的历史。眼下的国民党至多是倚赖别有算计的“和平”与“中国人”称号来苟延私利而已，却早已没有“反攻大陆”或“割据称王”的能耐，那么过去的血债就会被责任体制视为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必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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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民族复兴大业，国民党那点蝇营狗苟，倒是反证代理型过渡体制没出息的存在而已。可民进党就不是这样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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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民进党与中共没有血仇，但他们在华夏文明的版图上实施教育、文化与身份认同上的切割，还配合美国对台实施去人化的“豪猪”配置，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屠戮与人格羞辱。在重视历史传承的文明体制看来，精神摧残要比肉体杀戮更不可饶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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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国民党人即便身负血债原罪，只要他们最终回到文明体制的同心圆内，历史便会给予他们从容转身的空间；而民进党人即便是没有血仇，只要他们站在文明和民族的对立面，历史终局便会展现最无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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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明存续高于私人恩怨的历史律令──即便没有联大2758号决议，被加工改造成非中国的“中华民国”，也必然因为“台独”政治掩体的性质而遭历史功能性淘汰，这远不是被谁消灭的问题。所谓“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只是一个早在上世纪就已解决，却被蓝绿政学媒合意复辟来恐吓民众与动员选举的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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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这样的视野才能明白，那些被过渡体制政学媒指斥为“匪谍”“叛国者”“第五纵队”“在地协力者”的人，其实是在历史关键节点上，选择一条能承担中国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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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跟风指斥的过渡体制信徒，其性质或是依附统治叙事获得安全感的话语寄生者，或是无力处理复杂的文明问题，只能依赖标签与污名化产生优越感的智德双萎患者。从文明层级来看，这些跟风者既是替过渡体制遮掩方向迷失的消耗品，也是被责任体制视为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扶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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