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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萨赫勒，大多数报道绕不开老三样：退出西共体、驱逐法军、给殖民时代的街道改名。“三国团结反法”的故事总在同几个镜头里打转，真正要紧的问题却始终悬在半空：退出之后，钱从哪里来？铀矿卖给谁？石油换来了什么？承诺的联邦和共同货币，如今走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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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调研团队对萨赫勒国家联盟（AES）三个成员国的政治组织者进行了系列深度访谈：金比耶·阿尔梅尔·苏拉马（Kimbié Armel Soulama），瓦加杜古托马斯·桑卡拉国际纪念委员会（CIM-TS）副秘书长；塞杜·贝格莱·戈伊塔（Seydou dit Beguélé Goïta），CIM-TS马里委员会主席；苏莱曼·海达拉（Souleymane Haïdara），马里“革命总部”（QGR）信息与宣传部长；马哈马杜·萨迈拉（Mahamadou Samaila），尼日尔“公民站立”运动（Debout Citoyen du Niger）全国协调员。本文基于上述一手录音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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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比耶·阿尔梅尔·苏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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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海达拉与塞杜·贝格莱·戈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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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马杜·萨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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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6日，萨赫勒国家联盟迎来邦联成立两周年。成立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2022年9月30日，易卜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上尉在瓦加杜古接掌权力；2023年7月26日，尼日尔总统卫队司令阿卜杜拉赫曼·蒂亚尼（Abdourahamane Tchiani）将军宣布主政；同年9月16日，顶着西共体对尼亚美动武的威胁，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签署《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联盟就此成立；2024年1月，三国宣布退出西共体；同年7月6日，尼亚美首次峰会把联盟升格为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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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讲到这里，通常就停了。1960年的独立给的是一面国旗；两年前赶走法军，收回的第一样东西，也还只是旗帜。旗帜之后的主权，要一层一层地建。这次调研，顺着这四层往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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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经济主权：三国都在把家底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布基纳法索用一份主要靠本国人民出资的五年计划替代外债，尼日尔把铀业收归国有并用石油撑过了封锁，马里把矿业持股提到35%、与巴里克正面对峙。但收回矿山只是第一步：锂运出去、电池卖回来，增值仍然在别人那里。凭什么样的机制，能让这三个内陆的、正在打仗的国家把加工和增值留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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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粮食主权：一个挨饿的人民不是自由的人民，这是桑卡拉四十年前定下的调子。布基纳法索的百万吨谷物和平价粮店，尼日尔烂在地里的番茄和迟迟建不起来的加工厂，说的是同一件事：粮食主权不只是种得出来，还要存得住、加工得了、卖得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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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是政治主权，也是最被外界误读的一层：三国都重组或解散了政党体制，都在用“人民民主”重新定义合法性，都宣布走社会主义方向。这不是意识形态姿态。在他们的论证里，社会主义恰恰是维持前两层主权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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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层是主权之下的对外关系：不依附，不等于不合作。西方退场之后，中国是唯一在三国全面在场的域外大国。尼日尔的油井和炼油厂，马里六十年的老交情和一座锂矿，布基纳法索没有大项目、却在照着中国的方法搞规划。三种关系，三段历史，最后汇到同一个诉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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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之下：主权为什么必须一层层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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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四层为什么缺一不可，先得看清1960年那面国旗底下留了什么。苏拉马把萨赫勒殖民史的起点放在两份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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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是1912年出版的三卷本《上塞内加尔-尼日尔》。彼时地图上既没有马里，也没有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有的只是1904年设立的法属殖民行政区“上塞内加尔-尼日尔”，横亘在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广袤地带。首任行政长官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既是殖民官员，也是民族志学者。在其任期内，他按肤色和所谓“欧洲化程度”给区内各族群划分阶序，将排在末位者判定为“只配以体力供开采本地财富之用”；同时依据阿拉伯商路留下的文字档案（中世纪加纳帝国的黄金贸易面向印度洋和亚洲市场，阿拉伯商人留下了矿点记录），以及探险家路易-古斯塔夫·宾格尔（Louis-Gustave Binger，1886至1892年间两度从尼日尔河纵穿至几内亚湾）等人的报告给这片土地的资源编了一份系统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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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清册当时缺乏实证，把它变成勘探依据的是法国地质学家费尔南·布隆代尔（Fernand Blondel）。此人长期主管法属殖民地的矿业与地质事务，痛感法国对殖民地矿产的开发远逊英国。英治黄金海岸（今加纳）早已量产黄金，而法属西非的矿业收入却微不足道。于是他力推系统的地质调查。到1946年前后，金、铁、锰乃至金刚石的赋存被逐一证实。在苏拉马的讲述里，这是同一套逻辑的两步：先给人分等，再给矿造册。殖民的账本，从地图画出来那天就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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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塞内加尔-尼日尔》，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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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非洲地图，《非洲状态：独立以来的大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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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非洲地图，《非洲状态：独立以来的大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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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文件更鲜有人提及。1956年，法国通过《海外领地改革框架法》（Loi-cadre）扩大了各殖民地议会的权限，并首次让非洲人组阁掌握部分行政权，非殖民化已不可阻挡。就在独立前夜，1957年1月10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律，设立“撒哈拉共同组织”（Organisation Commune des Régions Sahariennes, OCRS），把从今日马里北部、尼日尔北部延伸至阿尔及利亚南部、毛里塔尼亚和乍得的资源富集带整体切出，作为一块不属于任何未来独立国家的“法兰西共和国属地”来管理。该组织的宗旨是“法兰西共和国撒哈拉地带的开发、经济扩张与社会促进”，由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苏丹（今马里）、尼日尔、乍得“参与”其管理。这部法律至今可以在法国国民议会网站的档案库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中查到。1957年参与这项立法审议的法国政府部长之中，就有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他也是后来科特迪瓦独立后的首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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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以独立，资源带必须留下。这就是“旗帜主权”背后的真实困境。随着各殖民地相继独立，OCRS方案流产；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该组织正式收场。在萨赫勒人的讲述里，同一套逻辑立刻换了形态：马里北部的长期动荡，从首任总统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的时代起就没有断过，而每一次要平息下去，就会有外力再把它挑起来，目的就是把资源集中的北方从新生的共和国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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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后，套上了三重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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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是债务。新生国家被要求“偿还”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那些公路是强迫劳役修出来的。1915至1916年，今布基纳法索西部爆发了大规模反殖民起义，沃尔特-巴尼战争（Volta-Bani War），导火索正是筑路劳役。苏拉马讲了流传最广的一幕，一名孕妇被强征到路基上夯土，产下的婴儿夭折。修路从来不是为了非洲人，而是用来把非洲的资源运出去的，运完了，账单还要非洲人来付。新生国家连国库都还没建起来就先接过了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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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是货币。西非法郎区各国的外汇储备，长期须按比例存入法国国库。本地商业银行层层上挂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CEAO），而后者又受制于法国担保的种种安排。苏拉马的概括很直白：银行乐意贷给你一千万、两千万西非法郎去消费，但凡是能创造就业的结构性项目却一分不贷。1962年7月1日，莫迪博·凯塔时代的马里创立了自己的货币，马里法郎（franc malien）。马里随即在八年间办起了四十家工业单位和国有公司，在当时只有一两百公里殖民公路的情况下，又修出了上千公里新路，还办起了自己的大学。法国联手地区盟友围堵马里法郎，伪钞被成批倾进了市场。1968年，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发动政变推翻凯塔，马里法郎从此步步退守，直到1984年又被迫重回法郎区。萨赫勒人一致认为，货币主权要实现不能靠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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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锁链是1980年代末的结构调整方案。它的逻辑很简单，国家只给私人投资者搭台、教育交给私立学校、医疗交给私人诊所，而国家不必参与。而这一切的名义还是偿债。1987年7月，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统组织峰会上呼吁非洲集体拒付债务，并留下那句让这场演讲永载史册的预言：“如果只有布基纳法索一国拒付，下次会议你们就见不到我了。”三个月后的10月15日，桑卡拉与十二名战友一同倒在瓦加杜古。在萨赫勒，债务从来不是一道财政技术题，而是一道用鲜血批注过的政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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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殖民经济的结构，在矿业合同里保存得最完整。独立后的几十年，各国政府争相出台“有吸引力的”矿业法典，国家普遍只能拿到一成上下。比这个数字更要命的是它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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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马讲了自己在家乡（布基纳法索北部的产金区）亲眼所见的流程：矿业公司先递来一份文件，写着“我们采出多少吨矿石，将运往瑞士精炼”；过一阵是第二份，“精炼所得多少；资本是我们出的，先把资本扣掉，剩下的再谈分成”。这就是依附理论所说的“中心与外围”：矿石从外围运出去，利润在中心结出来，再拿一小部分制成品回销外围——这套账，六十年来一直是这么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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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给外围国家开的药方是“脱钩”（La déconnexion）。脱钩不是关起门来过日子，而是拒绝按1945年以来别人排好的座次参与世界经济；在他看来，单凭西非农民手里的粮食产出，就足以撑起一个不依附于这套体系的经济。四十年后，AES要做的，正是把"脱钩"这个概念，兑换成一笔笔可以核算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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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经济主权——不要少数人的香槟，要所有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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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布基纳法索启动2026至2030年五年发展计划，总盘子640亿美元，约为该国GDP的三倍。这不是一份维持运转的预算，而是一份转型的账单：34.5%的资金直接投向投资和资本转移，四大优先方向依次是安全与社会凝聚、治理改革、人力资本开发和基础设施扩建。这个数字听上去有多离谱，苏拉马自己毫不回避：“对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家，640亿美元听起来太多了。按老的算法，我们是个穷国，没有什么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很多人说这个计划‘胆大包天’。”托起这套算法的，是一个旧剧本里没有的筹资结构：计划资金约65%由布基纳法索人民自己承担，外部资金上限被刻意压在5%左右。“因为我们投的是主权战略部门；外部资本进来，主权就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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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65%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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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渠道是2023年初设立的爱国支持基金（Fonds de soutien patriotique），民间也叫它“和平努力金”。它的来源包括对电话通讯和部分消费品征收专项摊派、公职人员让渡1%工资，私营部门劳动者同样参与。“无论你在公营还是私营部门，今天每一个工作着的布基纳法索人，都在为国家发展投资。”规模令人吃惊：仅2026年1月至6月，这项基金就筹得640亿西非法郎（约合一亿欧元）。“我们每六个月结一次账。640亿西非法郎，足够建起一座小型农产品加工厂。也就是说，每半年我们就能滚动出一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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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拉马来说，这套机制的政治含义比金额更重要：“过去他们让我们相信，建一座工厂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借钱。我们用六个月证明了这是谎言。宣布革命却坐等外援，人们只会把你当作逗乐的小丑。革命首先靠自己的力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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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渠道是“公民入股”（actionnariat populaire）：国家把具体的建厂、修路项目向全体公民开放认购，15000西非法郎（约25美元）起投。靠这两条渠道，布基纳法索在两三年间新建了两座番茄加工厂，并对既有企业实施了国有化。两座厂，两年，零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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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非即兴发挥，而是建立在对非洲社会主义失败史的解剖之上。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到1980年代终究没能撑住，坦桑尼亚被迫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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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马把这场失败的病理讲得很透：“坦桑尼亚倒下，是因为它动员国内资源的渠道枯竭了。国内的钱一旦见底，你就只能去找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而他们开的条件是私有化你的工业和经济——最后，国家就不是你的了。失败的从来不是理论，理论早就有。缺的是在实践中撑住理论的那些具体机制。”这段话点破的是一件事：非洲社会主义在1960至1980年代栽的那一跤，不是败在理论，而是败在内源积累这一环上。资金一断，理论再对也撑不住。AES的财政实验，从第一天起就是冲着这一环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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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的答案是另一种：石油。“尼日尔的石油不只是尼日尔的福气，它是整个萨赫勒的福气。”这句话带着劫后余生的分量。2023年7月26日之后，西共体对尼日尔实施了近乎全面的封锁：贝宁关闭全部边境口岸，尼日利亚切断供电，连药品都进不来。“他们想在经济上、能源上活活闷死我们。没有石油，我们就真的被闷死了。是石油驮着我们穿过了封锁。今天，靠着石油，我们自己出钱打自己的仗，把过去没有的基础设施建起来，往粮食自给上砸重金。马里闹油荒的时候，是尼日尔在给马里供油。”与此同时，1970年代立项、搁置了四十年的尼日尔河坎达吉水电站已经重新上马——“这是能源主权的另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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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矿业整顿，是三国动作最一致的一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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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改法典，把国家的那一份写进法律：马里2023年新矿业法把国家在矿业项目中的参与从约20%提到至高35%，并配套本地用工与本地采购的硬性义务；布基纳法索对金矿收归多数持股；尼日尔则直接走到国有化——2024年底，欧安诺（Orano，即当年的阿海珐）失去了对其尼日尔子公司的运营控制权，2025年6月，旗舰矿业公司索迈尔（Somaïr）被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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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硬碰硬：马里与经营卢洛-贡科托（Loulo-Gounkoto）特大金矿的巴里克公司迎头撞上，对峙在2024至2025年间步步升级，直到2025年底才达成和解。在马里方面的账本上，这一仗值：“巴里克过去申报不实，拖欠了大笔应缴税款。真刀真枪一上，国家就追回了欠税。巴里克接受了新法典、复了工，而马里继续从这些矿业公司里拿它的35%。”尼日尔那边，欧安诺把国家告上国际仲裁庭，指控实质上等于一个字：偷。AES的回敬已经成了一句口号——六十年拿不到一成分成之后，请问到底谁才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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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把矿业收入接回地面。布基纳法索的做法最直白：每一座矿山如今都必须在所在地建学校、建医疗点、修路，优先雇用当地劳动力。“再不许有一座金矿，旁边却什么都没有。”国有化也讲节奏：“你不能一口把所有矿山都吞下去。先把自己的技术工人和管理者培养出来，再一座一座接过来。”效果落在一个数字上：一座国有化的矿山，过去上缴国家的价值不足1%，如今超过7%。苏拉马把这一切归结为桑卡拉那句老话——财富怎么分？“不要少数人的香槟，要所有人的水。”他爱举的反面镜像，是一位在国外被誉为主权斗士的邻国元首，其日常消费包括每箱数百万西非法郎的法国香槟：“为了香槟，主权是随时可以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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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的关口在第四步：把加工留在本地。马里的锂由中国赣锋锂业在南部的古拉米纳（Goulamina）开采，矿石经阿比让港运往中国做成电池，电池再卖回马里。马里人的诉求只有一个：先建精炼厂，再建电池厂。理由不止于创造就业和留住增值——马里是阳光之国却在闹电荒，而太阳能靠光伏板，光伏板靠电池，电池靠锂，锂就在马里人脚底下；同时，恐怖组织正是用几个小钱招募没有收入的年轻人，所以工业化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安全问题。“而法国人把这一切都算计好了：他们给我们送来不稳定因素，就是要让国家把预算全烧在买枪招兵上，一辈子都腾不出手来搞发展。”这一步走不通，前三步收回来的，仍然只是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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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层面的机制正在为这一步铺路。AES开征了0.5%的进口联盟税，又在巴马科设立了邦联投资与发展银行，启动资本5000亿西非法郎。这家银行的职责被刻意收窄：“我们现有的商业银行，经由地区央行一路挂到法兰西银行和法国国库，所以从不给发展项目融资。这家投资银行只做一件事：谁能创造财富、创造就业，就给谁融资。”共同货币则被刻意放慢。萨迈拉给出了一个别处听不到的进度：“据我所知，筹备已经完成八成。”而他对“为什么故意放慢”的解释，比百分比更有信息量：“货币是可以很快造出来的，但如果毫无准备地推出去，它会反过来砸自己的脚。对手就坐在桌子对面等着。所以三国都要先把实体经济的脚跟扎稳。”1962至1968年的马里法郎，始终是那个“孤掌难鸣”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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